郑克臧只对县政改革的军务部分有兴趣，但许纬辰实际着力的却是政务部分，一连向京城的军机处发了十多份材料，介绍浙江试点的进展情况。

    毛渊明和常镇业在上书房里待着，除了处理日常的事务，指点朱和尭学习，就是汇总许纬辰的这些文件。

    县政改革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尝试突破“皇权到县”的极限，争取将朝廷的力量再深入一级，至少部分到达县以下的层级。因此，这次县政改革的内容就包括了区划改制和县衙改制两部分。

    相较而言，区划改制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其实明朝嘉靖之后，大明皇帝自己也在改，清朝入关之后同样在改。追溯到源头，是朱元璋时代制定的“里甲制”完全崩溃。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里甲制”是个非常奇葩的制度，反映出朱元璋异于常人的奇特脑回路。简单地说，就是将老百姓每一百十户编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甲，共分十甲。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编户齐民方式，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套制度既不考虑人员迁徙，也不考虑土地买卖，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一里之地，满县纷飞，满县之田，皆无定处”的情形，甚至跨县、跨府、跨省占有田地的现象也所在多有。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大明朝廷自己也开始寻求改善里甲制，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后来大明税赋不足，里甲制崩溃也是原因之一。清朝入关之后，尝试以地为依据进行基层划分，但全国各地标准千差万别，都、乡、区、里、镇、扇、甲、社等等不一而足。而且清朝存在的时间不长，期间战乱不止，很多事情都未曾真正启动。

    现在在浙江试点的就是新的区划制度：实行城乡二元管理的坊町制和乡社制。凡一县之地，分为廓内、近郊、乡里三类地方，廓内和近郊视为城区，乡里视为农村。

    坊町制针对城区和县内有一定规模的市镇。凡县城城廓以内，视人口多寡，分为四个或者六个坊，但不建坊墙，以街道、河流等为界。县城城廓以外，邻接城墙延伸出去的居民区，以地形各自不同，最多分为八个町。县内远离城廓的市镇，以五百户以下为镇，视同一町，五百户以上为市，视情况分设二町或者多町，派设巡检司管理，若是超过两千户的大市，则加设抚民县丞。

    乡社制则是针对农村。将一县之地分为八至十六个乡，每乡下设五至十个社。社以自然形成的居民村落为准，村落较小时可将邻近村落合并，散住居民划入邻近村落。每社由百姓公推社长一人，承办县衙公差。

    每个坊、町、乡、镇各设公所，由知县挑选身世清白家境殷实读书识字之五人担任委员，分理本处民政。坊、町委员每月到县聆训，接受差派，乡、镇委员则是每季到县。

    这套方案的最大特点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地点为准，编户造册。至于居民在哪省哪府哪县有房屋田产，俱在户籍名下登记。完全改变了“里甲制”管人不管地的荒诞逻辑，尝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属地管理”。

    毛渊明和常镇业对这份方案的试点实施情况都大加赞赏，也被南京军机处的恶趣味逗得发笑。显然，城下为町、县下辖市之类的做法，都是“和风制度”，从日本引进。这也难怪，毕竟大多数穿越者都是《信长的野望》系列和《太阁立志传》系列游戏的爱好者，借鉴当中的一些概念并不出奇。

    而具体的编户方式，也进行了试点改革。元代以降，编户往往粗疏，不少地方户籍黄册，在最初编成之后，便不再拆分修改，经过几代人繁衍，最初户主的儿孙已多达数十人，仍在一个户籍之下。如此一来，无论丁税还是免役钱，都会因此歉收。

    这一次县政改革，南京军机处动用了羽林苑、国子监学生两千人，逐府逐县对黄册进行彻底重编，不但先祖已经过世但子孙仍在同一户籍的人家统统拆分，连祖孙三代或者四代同堂的家庭，也依照“是否已婚有子”的标准进行分户。分户之后仍阖府同住的，以子孙附籍在父祖名下的方法处理，将来一旦父祖去世，必须由社长或者公所委员具结报县，正式拆分。

    这个改革举动是可想而知会遭到一定的抵制的，毕竟不分户就能少交税。因此，选择浙江试点，也是为了看看推进难度，因为浙江一省，既有浙北民风醇和的地区，也有南部民风剽悍的地区。从推行的结果来看，老百姓大致也是能接受的。在浙南温州、台州一带的地方，有些聚族而居的大社抗拒重编黄册拆分户籍，明珠就派兵弹压杀一儆百，前后用了数百条人命，将这项政策强行推进了下去。

    毛渊明和常镇业现在已经能用平常心对待这种情况，甚至有些欣赏这种做法。许纬辰在报告里说，明珠的强硬做法能够行得通，就为将来在福建、广东这种宗族势力强悍的地方推进政策立了个标杆。毛渊明对此非常认可，觉得将来可以让明珠继续去广东推进新政。

    当然，县政改革的内容也不尽是百姓抵触的政策。重新编造黄册、审定户籍的同时，对原有的户籍分类也进行了修改。明代户籍制度也出自朱元璋奇特的脑回路，将百姓按照军、民、匠的标准分为三大类，军户世代当兵，民户世代务农，匠户世代从事手工业，特点就是轻易不准转行改业，便于管理。清军入关之后，大体上承袭了这套奇葩制度，只不过把户籍种类变成了民、军、商、灶四类，其中灶籍类似匠户，商籍则是新增类别，或许是因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越来越多。

    但无论如何，这种户籍制度对人身限制很大，而且对谋生非常不利，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转业成为工匠，只能充当佃农，甚至成为流民。因此，此次县政改革广布德泽，将所有百姓户籍简单合并为民、奴二籍，凡有自由身者，俱为民籍，任由从事百业，卖身入官绅富豪之家为奴者，订为奴籍，由官府换给文契，主人需确保奴籍之人身安全，奴籍之人若是死亡，主人须到县自首，请派仵作验尸，以证清白。奴籍之人将来若被主人开恩释出，或以钱财自赎，则恢复民籍。除此以外，百姓在当兵期间转为军籍，一旦除役回乡则恢复民籍，军籍不再世袭，而百姓犯罪入狱，则转入罪籍，若刑满释放，也恢复民籍。

    户籍之外，田土商业也是这次改革的内容。朱元璋时代，大明曾经编制鱼鳞册来登记土地的产权。但相比黄册，鱼鳞册的完善程度要差一大截，有些地方甚至从来没有编制过鱼鳞册。这次浙江的县政改革试点，也没有立刻大规模重编鱼鳞册，而仅仅是在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进行了编造，因为实在没有那么多人在全省推行。不过，按照计划，今后将以每年一、二府的进度推进，在五年内完成全部的鱼鳞册编造。

    另外，新的政策增加了“市镇地区”的概念，凡城廓内的区域、城下近郊的町区，以及被编列为市、镇的地方，都登记为市镇地区。市镇地区无论是需要扩张还是退居还耕，都必须报县批复，不得擅自更改。很显然，这个概念照搬了现代的“城市用地”，目的在于限制县城和市镇无序扩张，侵占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