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死了，他的坟被刨了，他的儿子被饿死，全国上下被改革迫害的地主阶级放心了，可是国家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朝廷每年还是收入锐减，福建的盐税在万历四十年竟然只收上来四两银子。

    这种窘境朝中一些有识之士也知道，从擅长和稀泥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后，历代首辅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些首辅都是土地兼并政策的受益人，自己的刀根本削不了自己的把，所以每次尝试都不了了之，大明王朝还是不紧不慢的往哪个深渊滑去。

    当然，这些首辅着急，还有一个更着急，这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国家碰到这个难题，偏偏他统治的这四十多年事情特多，除了三大征用了无数钱以外，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饥荒与流民，这些问题万历皇帝都是知道的。

    这时候如果给万历皇帝一副后悔药的话，他肯定选择回到张居正死后，绝对不会擅自改变张居正的新法。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张居正死了，他的新法也废了，万历皇帝还要钱解决国家面对的问题。那些文官阳奉阴违，就算重开新法也推行不下去。

    既然文官不可信，那就用自己的亲信宦官，既然文官收不上来税，那就用宦官下去收。就这样全国各地充斥的无数的宦官，他们打着皇帝的名义，到处收刮地皮，填满皇帝的内帑时，也将自己的小金库填满。

    遍布全国各地的税关、税监、矿监、市舶司，这些税收机关因为不是朝廷所立，所以根本不遵守法律，各个管事太监擅立税率，今天可能十五税一，明天就能变成十税一。这样下来皇帝的内帑没收多少钱，可民间的积怨却不少，全国上下不管文人商人农民，都对这帮没卵子的宦官恨得要死。

    毕自严这人是明末着名的理财专家，后来崇祯能折腾十七年才上吊，大半的功劳都是这个毕自严，他东挪西借，勉力维持大明朝这个破败的屋子。可是崇祯十一年毕自严死后，在无人能打理户部，大明朝也在六年后灭亡了。

    万历四十四年的毕自严，还不是后来那个累吐血的户部尚书，这时他只有四十七岁，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高级官员。

    杨涟与毕自严性子相近，所以关系一直不错。所以杨涟在听到赵和歪理邪说后，将这些都写信告诉了毕自严。赵和这些话就像黑暗中的明灯，让毕自严看到解决大明问题的一丝可能。

    正因为如此，毕自严才给杨涟写信，想要见一见这个年轻人，问问他对朝政税收到底有什么看法。

    “谷丰，这是你老师为你取的字吧？谷丰谷丰，五谷丰登！今天你就从粮农谈起，和本官说一说你对朝廷税收的看法！”

    赵和听毕自严这么说，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当年自己硕士论文答辩的劲头，开始站在毕自严面前侃侃而谈，将当时望海楼上的言论又说了一遍。

    毕自严听赵和说完，皱眉问道：“按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完全放弃田赋，转而收你说的商税？”

    赵和摇头道：“部堂大人，小人并不是这个意思！俗话说得好，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农业因为要解决天下百姓温饱问题，一定是重中之重！只是现在大量土地集中在某些人手中，朝廷又内忧外患，根本不可能也不敢打这些土地的主意，所以小人认为应该先收取商税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等内外问题基本解决，在回头解决土地问题！”

    赵和知道面前这个毕自严就是大地主，家中虽然没有自己老师土地多，但在老家淄川也有近万亩土地，所以赵和才没说土地集中在士人手中，而是用某人代替。

    赵和的小动作那里能瞒得了毕自严？老毕到今年当了二十四年的官，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干过？赵和这些小手段可瞒不过老毕。

    不过毕自严并不准备斥责赵和，反而感觉赵和说的很对，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真是名言啊！

    毕自严拍了拍手，外面有仆人进来奉上茶水，然后毕自严指了指面前的椅子，示意赵和坐下说话。

    能在高官高官面前得到一个座位，赵和心中高兴，赶紧坐了下来，然后说道：“部堂大人，小人在这次常熟推行收费制度，还是碰到了一些阻力，经过小人研究，如果想要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只能在源头征税！”

    赵和在这句话中知识点很多，第一个就是后世税务制度中的本质，“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毕自严虽然听得新鲜，但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就是当年管仲提出来的“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但第二句话源头征税可是开创了中国税收制度的先河，因为在中国赋税历史上都是末端征税，也就是商品生产出来不征税，最后到了市场交换时才征收不等的赋税。

    末端征税就是后世欧美国家常使用的征税制度，这种制度好处很多，税制透明、不易产生腐败等等，但是这种征税制度有一个大弊端，那就是完全是自觉为主、国家稽查为辅。如果放在古代这种教育环境下，国家要想征收上来足够的税收，就要使用极多的税收人员，极大增加了征税的成本。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中国古代与欧洲一样，同时使用了包税制，这种税收制度和后世承包制差不多，年初给你定一个限额，年底税收多了归你，少了你自己填补。这种包税制虽然能降低征税成本，但地方税吏为了自己捞好处，必定要利用国家权力压榨农户商户。这样税收制度的完美境界，“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根本不会达到，同时国家也承受了所有征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元末就是碰到了这个难题，在国家出现各种天灾人祸后，国家需要钱解决问题，可是蒙古人偏偏采用了民怨极大的包税制，同时蒙古人对各地的汉族官员疏于管理，根本没有什么监管制度，所以国家废了半天劲，收上来的大部分税款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朝廷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却承接了所有的民间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