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七年：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全国大旱，且伴随着严重的蝗灾，这场蝗灾持续了整整一年多，“天下诸州飞蝗害田，食草木叶皆尽”，庄稼颗粒无收。旱蝗相继，导致百姓大量流亡，饿殍遍地，潼关以西地区，饥民的死亡率竟然高达惊人的80%！这一年的6月，石敬瑭就驾崩了。也正是因为这一轮的灾情，“晋祚自兹衰矣”。4，经济改革石敬瑭在进入洛阳之后，快速而简洁地清算了“李从珂集团”，只诛“三大恶人”，其中就有李从珂的钱袋子——张延朗。可是很快，石敬瑭就有些后悔杀死张延朗，因为精通财会制度的人少之又少，偌大的朝廷，居然找不出一个“判三司”的合适人选。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物色，终于让皇城使周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桑维翰给石敬瑭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哄契丹、促生产。中原王朝拥有着惊人的自愈能力，只要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生产经营有序进行，就一定会渡过难关，实现复兴。所以石敬瑭的一系列善政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思路来展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直追“明宗盛世”。在这种情况下，石敬瑭开放了“农禁”，即允许民间私自打造农具。封建时期有种说法，叫“寸铁为兵”，各种铁器都是要上报官府备案的，以防止有人用农具打造兵器铠甲。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民间铁器的监管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五户共用一把菜刀。敢于开放农具，让老百姓自由打造铁器，表现了政府的充分自信，以及经济发展的蓬勃向上。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对生产资料的严格管控，会严重迟滞经济的发展。天福年间，随着石敬瑭不断地减税、免税、释放劳动力、鼓励开荒等政策的颁布，出现了生产资料的严重短缺，于是，石敬瑭与时俱进，开放了农具的禁令，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开放农禁，还不是最疯狂的，石敬瑭最疯狂的、也是被世人诟病最多的一个举措，是开放了“钱禁”，即允许民间私造货币。政府允许民间印假钞……这是表象，也是被人们误会最深的地方。“钱禁”开放了半年多，就被宣告作废，重新禁止民间私铸。这也是被后世学者当做有力证据的地方，批评石敬瑭不懂金融，乱搞一气。没那么简单。我们极有可能是冤枉他了。在前文讲高骈搞崩溃西川经济的时候，提到了“短陌钱”，继而引申了部分金融学常识，例如“钱荒”。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快速运转，“钱荒”是必然产生的结果，而“短陌钱”就等于朝廷以政府信用为抵押，发行“影子货币”，凭空创造了虚拟货币。随着天福年间的经济复苏，到了天福三年，“钱荒”的问题愈演愈烈。于此同时，契丹对后晋的经济盘剥也加剧了这一金融困境。契丹在中原设置了“回图务”，掌管契丹与中原的贸易，相当于今天的外贸部的驻外办事处。在当时，外贸主要由政府牵头，主要是在边境地区，设置诸如“榷场”之类的特殊交易所，负责与外族贸易。外族使团通常会赶着牛羊骆驼，带着外贸商品，在这类交易所中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特别是国家层面的大宗商品，中央政府以这种方式既能稳定物价，保护国内经济秩序，又能控制战略物资的流失，一举多得。当契丹拥立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主导权从中原王朝手中丧失，改由契丹人主导。契丹在中原境内设置回图务，是对中原王朝的经济侵略，严重影响了中原王朝的外汇管制，从而影响中原的金融秩序。使得中原成了契丹的经济半殖民地。其负责官员名为“回图使”，后晋建立之初，契丹任命乔荣为回图使。乔荣原为河阳牙将，随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投降契丹。前文提到过的闽国货物被后晋扣押，契丹无理干涉，命石敬瑭释放闽国使节，被扣的货物就由乔荣负责转运到契丹。实际上“回图使”大概就相当于清末的“买办”，表面上是贸易官员，实际就是经济侵略的排头兵。因为他们维护的不是公平的贸易秩序，而是契丹的利益，必要时候，甚至不惜损害中原王朝的主权。回图务的设置，可以让契丹不受任何阻碍的攫取中原财富，同时向中原倾销大量劣质商品，低买高卖、强买强卖。货币、汇率等，是一个国家的金融高边疆，绝对不容许被外部势力控制。杀人于无形，灭国于无影。在契丹贪婪地吸血之下，中原王朝货币严重短缺，用以流通用的铜严重匮乏。对此，石敬瑭想出两个办法。其一，是“禁铜器”。禁止民间把铜钱熔化，铸造铜器。这样就可以轻微地缓解“钱荒”问题。但这是治标不治本，因为造成“钱荒”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契丹的经济侵略，而不是老百姓把铜钱铸成铜器。隔靴搔痒，成效欠佳。于是，就有了第二招，开放“钱禁”。天福三年11月，下诏，允许百姓私造铜钱，以“天福元宝”为文。老百姓只要有铜，就可以自己铸造铜钱，只要上面写着“天福元宝”，就可以流通，与朝廷发行的货币等值流通。12月，再下诏书，命令天下无论民间还是官府，凡是有铜器的，如寺庙的铜像等，一律鼓励铸造成铜钱。半年后，下诏停止民间私铸。理由是总有刁民想害朕，民间总是制造“假币”，在铜钱里掺杂铅、锡等杂物，并且铸造的铜钱很薄，所以予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