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时，安从进才恍然大悟，原来高从诲这家伙从一开始就在给自己下套！这个高赖子，套路太深了。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安从进急忙上疏辩解，指责高从诲表里不一，提醒石敬瑭不要被他呆萌的外表所蒙骗，他才是隐藏最深的大反派，自己反而是被他利用的小角色而已。高从诲再上疏，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啊！正因我拒绝了从贼附逆，才招致贼人血口喷人，陛下明鉴啊！另外，我荆南愿意出兵，帮助朝廷平叛，以证明我的清白。高从诲这一次真的出兵了，因为他有别的打算。不用动脑子，我们也知道，就凭高季昌、高从诲父子一脉相承的尿性，他们无利不起早。至于何种目的，后文详解。给高从诲出这个主意的谋士王保义，也因此被同僚们鄙视，认为此人简直毫无底线，有才而无德。然而乱世中的诸侯争霸，是不需要道德模范的。王保义的儿子王贞范、王惠范、王延范皆仕荆南。其中王惠范迎娶了高从诲的女儿，王延范在北宋时期官至广南转运使。也是经过荆南高从诲的搅合，使得“安从进也要谋反”迅速登上后晋热搜榜首位，抢掉了安重荣的风头。也就有了上文节点，安重荣秘密接触安从进，商讨南北夹攻石敬瑭的谋反战略。安从进何许人也，他究竟有什么底气支撑他的野心？安从进是索葛部人，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与粟特族渊源颇深，索葛部与沙陀、安庆并称为“沙陀三部”。他的父祖两代全是沙陀部族的骑兵将领，效力于朱邪部，其中安从进追随李存勖。李嗣源称帝后，一直没有军功的安从进被提拔为节度使，因为弱宣称的李嗣源要搞统一战线，培植党羽，出于政治需要而已。后来安从进奉命征剿夏州李彝超，结果无功而返，迫使李嗣源承认了党项人对夏州的高度自治。这是安从进第一次独立指挥作战。李从珂凤翔起兵时，安从进在中央禁军供职，被李从厚任命为城防司令，负责组织洛阳保卫战。然而他见风使舵，杀掉枢密使冯赟，归顺李从珂。李从珂进入洛阳时，安从进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外跪迎。李从珂遂任命他为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以示酬谢。石敬瑭登基后，给他加宰相衔，以示拉拢。就这，这就是安从进前半生的简历。虽然位列藩镇，坐镇帝国重镇，却几乎未曾领兵作战，唯一的一次战绩就是夏州之败。范延光谋反时，安从进就萌生了向前辈学习的意思。仗借地势险要，招兵买马，扩充军力，与安重荣暗中勾结，互为表里。不仅截留南方来的贡赋，还把强行扣留过往商旅，给人家脸上刺字，充军。他的儿子安弘超在京师供职，作为人质，他上疏求归。石敬瑭为了安抚劝慰，就放回了安弘超，只求安从进知恩图报，不要搞事情。与安重荣一样，安从进把石敬瑭的妥协退让当成软弱无能，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安从进有两个亲信，王令谦、潘知麟，他们追随安从进的时间最久，对安从进忠心耿耿，苦苦劝谏，让他打消谋反的念头。安从进便让儿子安弘超与王令谦一同郊游，趁机把王令谦灌醉，然后推下悬崖摔死。听闻石敬瑭北幸魏州之后，安从进又诛杀潘知麟，正式宣告谋反。面对南北二安的夹攻危险，石敬瑭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尽力安抚感化，却不会对敌人抱有幻想，在妥协退让的同时，石敬瑭也做好了相应的部署，做好了武力平叛的准备。先前，以“分割魏博”为引子，推进了一场“乾坤大挪移”，暂时消除了魏博杨光远的隐患，顺手削弱了镇州安重荣的势力，这只是初步的布局。随后的驾幸魏州，可以看做是升级版的终极部署，针对性非常强：1，魏州留守与太原留守对调。以魏州留守刘知远为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并把辽、沁二州重新从潞州昭义军划割出来，隶属河东；以太原留守李德珫为魏州留守。河东地区意义重大，必须由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值得信任的同志来坐镇，因此，石敬瑭把“实力派”刘知远安置于此，而让妹夫、软饭男杜重威跟在自己身边，护驾随营，去镇州战场刷经验、混资历，躺平带飞。刘知远年轻时贫贱，入赘到太原一家姓李的人家当上门女婿，一日，刘知远到郊外牧马，马儿受惊，践踏了寺庙的农田，和尚们一拥而上，把他捉住，献给住持老方丈，老和尚慈眉善目，双手合十，高打佛号，“阿弥陀佛，善了个哉的，给老衲往死里打！”一群和尚把刘知远打了个半死。“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如今，刘知远以河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重新回到太原，史籍记载，刘知远来到太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当年的住持老方丈。老和尚吓得面如土灰，对当年以理服人的壮举悔恨不已，认为自己今天肯定要圆寂当场了。不料，刘知远命人给他赐座，然后送给他厚重的礼物，好言相慰，大意是让他放心，自己不计前嫌，以往之事一笔勾销。刘知远以德报怨的故事被老和尚传出来，河东人民欢天喜地，道路相传，太原府来了一位宽厚仁慈的大帅！快速稳定了民心之后，刘知远派人联系了盘踞在北面的吐谷浑部落酋长白承福。被他派去的这个人，叫郭威。白承福受到安重荣的引诱，叛离契丹，并与安重荣沆瀣一气。实际上，白承福的这支吐谷浑部落实力非常弱小，总共才千余帐，无论是兵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他的政治价值确实无比巨大的，这也就是安重荣在奏章和檄文中屡次提到的，说吐谷浑、鞑靼、契苾等部落不堪契丹压迫，纷纷请求内附，回归中原，为安重荣营造出了一副“天命所向、众望所归”的美好画面，给石敬瑭的后晋政权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