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5年），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姬姓，魏氏，始祖为毕万（毕公高之裔孙）。
    前636年，毕万之子魏犨因为随公子重耳出亡有功，晋文公重耳继位后，令魏犨承袭魏氏的封邑（魏邑，今山西芮城），列为大夫。
    前453年，晋知伯（荀瑶）率韩魏之师围攻赵氏基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三年不能攻克，赵无恤遂策反魏桓子和韩康子两家，反攻知伯，杀之并分其地。韩、赵、魏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公元前445年，魏斯继位，自称诸侯，史称“魏文侯”，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图霸，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
    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在位期间，崇儒重教，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率先称雄七国，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由于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他用翟璜为相，改革弊政；用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
    前364年，魏惠王六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国号也称梁。
    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在以后的战争中，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公元前225年，为秦国所灭。
    国号的由来
    魏氏的先祖是毕公高的后代毕万。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因为封国在毕地而得姓。毕国在西周末期亡于西戎，其后裔沦为平民。毕万正是毕公高的后代，他在春秋初期投奔晋献公，受到重用，晋升为大夫。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以军功封毕万于魏地（今山西芮城县一带）。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晋大夫毕万以军功受封于魏，卜偃为其占卜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意思就是说：毕万封有魏地是大吉之兆。“万”是盈足之数，“魏”同“巍”，有高大雄伟之意，得此封赏，符合天意。天子拥有兆民，诸侯管辖万民。以毕万之福大命大，必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魏氏正是由此而得姓。
    魏国的始祖是毕万。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周武王伐纣之后，姬高被封在毕，后代于是就以毕为氏。毕国亡国后，毕公高之后毕万入晋。事晋献公，以功封于魏地，是为魏氏之祖。其后世为晋卿。
    晋献公死后，四子争位，是时毕万之后魏犨随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重耳返国立为晋文公，而令魏犨为大夫，是为魏武子，魏渐强。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发生，魏桓子、韩康子本为智伯一方，却又倒戈，与赵氏共灭智伯，并瓜分其所有领地，从此晋国赵、魏、韩三卿独霸。魏、韩、赵战胜智氏，并三分其地，至此晋国实际上已被三家瓜分，名存实亡。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魏斯、赵籍、韩虔三大夫为诸侯，脱离晋国，此时晋只剩绛城与曲沃两处，史称“三家分晋”。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晋国最后灭亡。魏国疆域很散漫，在今陕西省境内者，沿黄河有今韩城县的南部。在渭河以南有华阴县左右地。在今山西省境内者，有西南部，并伸入东南部。在今河南省境内者，有北部，并兼有黄河以南一部分沿河地。在今河北省境内者，有今大名、广平间地。并有今山东省冠县地。
    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魏国也称梁国。
    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灭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特别是文侯时期启用吴起，采取武卒制，精选士兵进行训练，建立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事力量，对魏国初期的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工作和法制建设，影响了中国政治两千年。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的地位提到了从所未有的高度，达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开始。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为后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25年期间，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国力继续上升，不断东征西讨，夺取楚国在中原的大部分土地，为后来政治中心的东移打下基础。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史称逢泽之会。正式标志着魏国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漆及富丘两地。因为卫国是魏国保护国，魏国无法坐视不理，于是立即联合宋国出兵助卫反攻，魏卫宋三国联军直逼赵国首都邯郸，赵国被逼闭门防守，并派人向齐国楚国求救。魏卫宋联军于是包围邯郸，希望一举歼灭赵国，以解除被诸国包围之局。
    但是在同一时间，秦国趁魏军主力不在，偷袭魏国少梁，并夺得少梁，魏国在这场战争里被围攻的危险反而变得更大。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将军段干朋主张延迟出兵，以“承魏之弊”为战略方针。即是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可以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军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再给予正面的攻击。齐威王接受了这个提议，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快要失陷之时，方才委任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率领齐军主力驰援赵国。
    田忌计划奔赴邯郸，与魏军主力决战，解决邯郸之围。但孙膑认为这不利于齐国，于是提出了更为创新和可行的方法，即“批亢捣虚”与“疾走大梁”。“批亢捣虚”即是避实击虚，攻其必救，使敌人出现后顾之忧，前线之围便会自动解开。“疾走大梁”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魏国重城大梁进逼，以切断魏国的运输要道，并攻其所不备。这样一来，魏军定必回师自救，齐军则可乘其疲惫于路，一举击败魏军，而赵国之围则自动解除。
    孙膑这一招“批亢捣虚”使得田忌甚为拜服，立即采用。于是齐军主力立即向大梁挺进。在此危急存亡之际，虽然邯郸城已攻破，魏军还是不得只以少数兵力留守邯郸，并由主帅庞涓亲率主力回驰大梁。但同时间，齐军已于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设伏，准备截击魏军。魏军由于长期在外作战，已疲态毕露，再加以长途跋涉之急速行军，士兵皆战意大降。于是齐魏一交战，魏军战败。但此役魏国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且仍然实现了攻克赵国首都邯郸的战略目标。公元前352年，魏国放弃邯郸，并联合韩国打败齐国，齐、楚两国向魏国求和。
    公元前343年，魏国称王，盟友韩国不从。次年，魏国出兵攻打邻近的韩国。韩国遣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在征求孙膑的意见后，决定再次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一番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则“尊名”与“重利”皆得。 韩国在拼命抵抗仍五战皆败后，只得再次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看到魏、韩两国皆元气大伤，认为时机成熟，委任田忌为主帅，田婴为副帅，孙膑任军师，率领齐军直逼魏国首都大梁。再度施展一次围魏救赵，不过这次所要解救的是韩国。
    魏国为避免重蹈覆辙，于是停止进攻韩国，转而与齐国决战。魏惠王将攻韩的魏军撤回，并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以庞涓为将，统率十万魏军攻向齐军，要与齐军一决雌雄。
    这时齐军已深入魏境，欲退不退，只得与魏军决战。孙膑针对魏军强悍善战，因而轻视齐军的弱点，大打心理战，先向魏军示弱，引诱魏军深入，再施以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举歼灭魏军，并获得主帅田忌采纳。于是孙膑定下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谋略。
    齐军依计行事，与魏军接触后，立即佯装战败后撤。并以“减灶”之策诱敌，即在第一天挖十万人煮食用的灶，第二天减少至只足五万人用，第三天又减少至仅足三万人用，造成齐军士卒四散逃走，兵力不足的假象。庞涓一如孙膑所料，果然中计，接连追击齐军三天，并因看到齐军天天减灶的情况，认定齐军败绩已呈。于是只身带着部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则于魏军必经之处马陵设伏。
    马陵通道狭窄，被林木所包围，而且地势险阻，庞涓一旦中计，即无退路。孙膑料到庞涓会于该天晚上赶至，于是以一万名弓兵埋伏于马陵的道路两侧，约定在夜里以火光为号，万箭齐发，并预先把路旁其中一棵大树的树皮剥掉，于其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
    庞涓的骑兵如孙膑所料般于晚上赶至马陵，庞涓看见有一棵树的树皮被剥掉，上面还刻着字，因此停下来，并命人点火照明，以阅读树上所刻的文字。但他还未读完，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因没有准备，即时溃乱，庞涓中箭，结果被齐军大败。庞涓眼见无法改变局势，只得大叹“遂叫竖子成名”后自杀。齐军再乘胜追击，歼灭魏军10余万人，并俘虏了魏军的主帅太子申，马陵之战以魏军大败而告结束。
    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受到削弱，从头号强国顿时沦为二流强国。魏国称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此后战国开始了齐国和秦国争霸的局面。
    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受到一定的削弱，齐国则加强了对魏国的进攻。魏惠王用惠施计尊齐威王为王于徐州，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魏国与齐国的关系由徐州相王而得到缓和，但秦国在西边却连续向魏国发起进攻，西边的西河、上郡相继落入秦国之手。魏国感到只靠本国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秦国进攻的，于是有公孙衍发动的“五国相王”之举，企图联合三晋与燕、中山国，来抵御大国的进攻。
    公元前323年，楚国向魏国发起进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五国相王”可称为公孙衍的一次“合纵”运动，但仍敌不过楚国，因此魏惠王对“合纵”政策动摇，接受了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任命张仪为相。主张联合齐、楚以抗秦的惠施被摘相印，到了楚国，后又到宋国。惠施的去魏相，是张仪“连横”政策的胜利。
    魏惠王相张仪，是想利用秦国的力量对抗齐、楚的压力。张仪却是“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是要魏国投靠秦国。魏惠王当然不能就范，秦惠王于是生气，出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平周（今山西介休西，或说今山西灵石境）。这样，张仪的“连横”政策又受到挫折。
    公孙衍是张仪的政敌，张仪在魏国推销“连横”政策，公孙衍就出来加以阻拦，要赶走张仪。于是派人到韩国去把张仪合秦、魏是“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重用张仪，是“欲得韩地”的目的告诉了韩国大臣公叔。公孙衍称，如果韩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交易就可以被阻止，并且可以达到“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的目的。公叔认为此计很好，“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把国事委于公孙衍。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政策，令东方各国生畏，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齐国于是“以事属犀首，犀首受齐事”，燕、赵两国“亦以事属犀首”，接着楚国也“以事因犀首”。魏惠王见国属公孙衍以事，“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此即所谓犀首“佩五国相印，合纵连横”的一次“合纵”运动。
    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在魏惠王后元十六年，代替张仪为魏相国；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抗秦，有五国伐秦之举，有三晋及燕、楚五国，这一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但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攻到函谷关，秦出兵反击，魏受到损失较大，魏使惠施到楚，要和秦讲和。联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这次参加的国家有魏、赵、韩、燕、齐、楚。由于联军组织不严密，故被秦军击败。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大败三晋联军，斩杀8万余人，“合纵”随即失败。
    公元前293年，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通道，由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发动了歼灭韩魏联军的作战，史称“伊阙之战”。战争中，秦将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无备，仓促应战，迅即惨败。韩军震慑，且翼侧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24万余人，攻占伊阙，夺取魏城数座及韩国安邑以东大部分地区。
    战后，韩国精锐损失殆尽，再无力量单独抵御秦国，魏国对抵抗秦国力不足心，因此求助于赵国。三晋又重归于好。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在和秦国的长平之战中，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老将廉颇，结果赵国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国坑杀。
    公元前257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赵国丞相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魏无忌姐姐，平原君赵胜多次向魏安厘王和魏无忌送信，请求魏国救援，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前去救赵。秦昭王得到消息后，派使者威胁魏安厘王，魏安厘王惧怕，就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军，留在邺扎营驻防，名义上为救赵，实际在观望形势的发展。
    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前去魏国催促，并责备信陵君不顾赵国和信陵君姐姐的危亡。信陵君为此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安厘王出兵，门客也用尽各种办法劝说，但魏安厘王惧怕强大的秦国，始终不肯听魏无忌的意见。信陵君估计魏王已不肯出兵救赵，又不想看着赵国灭亡，于是凑齐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门客前去赵国和秦军死拼。
    信陵君到了邺，拿出兵符假传魏安厘王的命令要代替晋鄙担任将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表示怀疑，不想交出兵权。此时的信陵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让朱亥动手，用铁椎杀死晋鄙，强行夺权。
    信陵君统领晋鄙的军队后，精选士兵八万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邯郸之围，并于公元前247年与其他五国联军，对秦国的侵攻军迎头痛击，攻秦至函谷关，秦国大败。
    信陵君通过窃符救赵，合纵攻秦获得了巨大的威望，魏王担心他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将其罢免。信陵君知道自己不能再获得魏王的信任，便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府邸，整日喝酒于夫人为乐。不久，在沉闷苦恼之中，信陵君因酒色过度死去。秦国知道信陵君死后，便加大对魏国的攻伐力度，魏国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苟延残喘中度日灭亡。据司马迁的《史记》中《信陵君窃符救赵》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后，让魏国将领带着兵符回魏国，因怕魏王降罪于他，所以带着门客留在赵国。
    秦王政即位后，对魏国的压力不断加大。公元前245年，麃公将卒攻打魏长城以内的卷，斩首三万，公元前244年，蒙骜攻打魏国畼、有诡，次年拔，公元前243年，魏安厘王、信陵君死，魏景湣王继位，公元前242年，蒙骜乘机攻魏，取酸枣、长平、燕、虚等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1年，拔濮阳，卫徙野王，公元前240年，攻汲，[19]公元前238年，拔魏垣、蒲阳，衍，公元前231年，魏国献地予秦，置丽邑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以水淹之计攻破大梁，魏王假投降，魏亡。
    公元前209年陈胜起兵反秦，魏咎加入了陈胜阵营。陈胜派遣周市攻取魏地，当攻下魏地后，陈胜打算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愿接受，认为应该立旧魏国王族后人为魏王，于是魏咎被立为魏王，魏国复国。
    公元前208年，魏王咎兵败自杀，魏豹逃到楚，得到楚怀王拨了数千人给他，再向魏地进攻。魏豹攻下了魏地二十余城，楚怀王立豹为魏王。魏豹带领精兵跟从项羽进入关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时，项羽想把大梁地据为己有，于是徙魏王豹于河东（大约是今山西省中南部），以平阳为都，封为西魏王。
    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率兵从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向汉归降，带兵跟随刘邦攻楚。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魏豹以探望患病亲人为由离开刘邦回国，可是到达国内便叛离汉。刘邦遣郦生游说魏豹，被拒绝，于是刘邦遣韩信攻魏，俘虏了魏豹，把河东并为汉郡，魏亡。
    魏国领土曾先后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交错接界、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的魏国又被称为梁国。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诸国垂涎三尺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魏文侯在战国时期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
    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战国中后期，魏王拜惠施为相，其在位期间主张：一是“为魏惠王为法”，二是主谋齐、魏相王，三是主张齐、楚“偃兵”，倡言魏与齐、荆联合抗秦。其时张仪在魏，由此与惠施发生争论，惠施被逐至楚，不久转宋，与庄子相晤论学。惠、庄二人友善，交游甚密，曾发生过着名的“濠梁之辩”。魏惠王卒后，张仪被逐，惠施返魏。为魏使楚，与南方奇人黄缭论天地风雨雷霆之故。
    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晋国的基本部分，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的险要地带，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战略位置。更主要的是魏国在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建立起较为集权的政体。魏文侯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他尊崇当时最有名望的贤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以招致游士。
    李悝变法期间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魏国由于创办水利事业，改进农业生产，和较为集权政体的建立，不仅使国家得以巩固，并且使国力迅速增强。在此基础上，魏文侯又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使韩、赵都接受魏国的领导。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魏王将统治中心从今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今河南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因为魏国的领土主要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和今河南北部中部的河内、河南一带，东西两部成葫芦形。安邑在魏国西部，距东方太远，经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通到东方，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因此，安邑不仅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也不利于统治东部国土。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魏国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
    在军事方面，魏国较早的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武卒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军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且数量庞大。魏襄王时期，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可谓雄厚。故苏秦语：魏乃天下之强国也。魏军精选武卒成为各代定制，魏武卒披重甲，持戈配剑，操12担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
    “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 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士兵手执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12石）、同时携带三天军粮，总重约五十余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的士兵，才可以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吴起率领魏武卒征战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三十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大大小小历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
    根据《吴子·励士》里的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所以魏武卒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满员大概五万人左右。魏武卒是当时的步战士兵最为精锐和彪悍的。
    秦灭魏之战，公元前225年，秦国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魏国和楚国,秦军主帅为王贲，一路长驱直入，迅即攻到魏国国都大梁城下。无奈大梁城池坚固，城内又是粮草充足，秦军数度强攻，皆无功而返。然而，大梁城在地形上先天不足。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地处黄河之滨，黄河洪流，就在离城数里之处轰隆而过，而大梁城的地势，远低于黄河的河床高度。
    王贲于是命军士于大梁城西北开渠，引黄河之水，筑堤壅其下流。时值初春，正是春汛时节，秦军冒雨兴工，王贲亲自催督，渠成，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越发浩大。随着王贲一声令下，决堤通沟，洪水泛溢，大梁城顿成泽国。城墙久浸于水中，不免颓坏，秦兵乘势而入，大梁于是告破。见大势已去，魏王假只得请降。王贲尽取魏地，为三川郡。魏国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