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医学家，建安三神医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着《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着《伤寒杂病论》。这部巨着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着作在公元210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
    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
    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
    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一个当时主流社会的异类，在仲景《伤寒论》的序中，听到了他那愤世嫉俗的悲叹。他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被后世一致奉为经典着作。但在当时可能是名声不彰，因此正史中没有他的地位。
    仲景撰写《伤寒论》的时候，参照了《汤液经法》等等前经方典籍。《伤寒论原序》有“撰用”二字，不过，经扬绍伊先生、钱超尘先生和李茂茹先生等考证证实“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二十三个字为王叔和加入。进一步证实了《伤寒论》主要内容来自《汤液经法》。
    张仲景也在阴阳学说的背景下移植和整理了方证辨证诊治方法。仲景将蛮荒年代野性思维的结晶与当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方证辨证，这种另类思维的珍贵性。所以在整理过程中尽量保存了《汤液经法》中方证的原貌。
    杨绍伊认为，《汤液经法》原文在东汉岿然独存，张仲景据此“论广”，故原文一字无遗存在于《伤寒论》中。
    由于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着《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着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着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市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1、《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中医四大经典着作之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着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丸，外边涂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当初张仲景在长沙任职的时候，就在平时经常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众的爱戴。退休以后，长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乡去看望。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张仲景也是人，不是神，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张仲景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使他应接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着名医学家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症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
    张仲景公元205年写的医学着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伤寒杂病论》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治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着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着。《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
    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
    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症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躁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
    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证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
    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许多着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症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着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