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殿前司，将王禀找来，叫他在禁军中逐级开展个人比武，有武艺高强者，逐级选拔，最后推荐上报殿前司两千人左右。王禀领命而去。
    次日，殿前司所属各军开始下发文书，准备比武事宜。然后，我到太尉府，将殿前司准备开展个人比武的事说了一遍。梁太尉认为这个方法好，提议以太尉府名义下发全国各军，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同时开展比武活动，各选拔出两千人左右。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待三司各选两千人左右，再在这六千人中选拔出两千人，那就是佼佼中的佼佼者了。
    一月之后，三司各选出两千人左右高手，我便提议梁太尉，在这六千多人中开展个人比武，梁太尉认为这个方法好，便安排太尉府的将军吴涛负责比武之事。我则再上秘折，托九公主秘密带话给皇后，叫皇上知晓其事。顺便从中挑选两千人为皇城禁军。皇上便传旨梁太尉，比武之时，御驾亲阅。比武之后，皇上传旨，前两千名禁军高手充任皇城禁军，由皇上直接统领。
    剩下的四千多名高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本部高手为主，各留一千高手作为护军，留下的自然是最可靠的官兵。剩下的一千多名均留在太尉府，以供应急之用。这些官兵随便拿出来，都是佼佼中的佼佼者，留在京城也方便调遣。
    说到皇城和宫城，有些人可能分不清。一座大都市，其城市布局，既受“象天设都”、 勘舆学这些规划思想的影响，又受历史、地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北宋东京汴梁由外到内，由外城、内城、皇城与宫城四重城垣组成。宋代外城周长48里233步，作为拱卫京师的首道屏障，筑有瓮城、马面、战棚等防御设施，是北宋“守内虚外”国策的重要体现；内城周长20里155步，为京师开封的第二道屏障，并对城市内部空间具有分隔与界定的作用。皇宫分为皇城、宫城，皇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宫城周长五里（取“九五”为尊之意）。宋代东京城内，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河贯城，是各地贡赋物资漕运京师的通道，被视作东京的生命线。尤其是汴河，其沿岸邸店、酒楼、商业行市众多，是东京经济繁 荣的集中体现，并对附近街市具有辐射力。由于诸河流走向的不规则性，致使宋东京的里坊布局，街道分布，难以像隋唐长安城那样整齐划一，早现出城市空间格局上的灵活性。
    宋京街道，作为一种城市纹理，为混合式，以棋盘状为主，附以环形与斜线，这标忐 着隋唐时期规整的方格网状城市空间格局的终结。城内屡禁不止的侵街现象，是里坊制崩溃 的原因与体现。关于其崩溃的时间，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认为是在北宋末年。事实上，早在五代后周时期，东京街道两侧允许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已播种了里坊制的种子。发展到仁宗景祜年间，政府允许临街开设邸庙，随之，坊墙拆除了，至此里坊制彻底崩溃。并且，其崩溃过程，亦非从坊墙的坍塌开始，而是由侵街行为以发其端，坊墙这一坊制的外壳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坊墙与墙外的侵街建筑，曾共存过相当时间。随着街市制的形成，邸店、商铺沿街而立，人流、物流充斥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泼、多彩的街道景观。
    就政治空间而言，宋皇宫分为内朝与外朝。宋东京皇宫的布局显得繁杂，它是以大庆殿——文德毁——垂拱殿——紫宸殿——集英殿分为东西两种布局，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是仅见的。并且，由于宋皇宫相对狭窄.众多中央官府，如“两府八伉”、尚书省、御史台、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等.只得安排在皇宫外，主要是皇城南面御街两侧。此举开我国占代皇宫前面于步廊两侧布置中央官府的先河。
    在平面上，表现在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墙不再是城乡的分界。附廓草市及城外厢坊的出现，缓解了城内的拥挤局面，在不建筑新城的前提下，拓宽了城市空间，从而突破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模式，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楼阁普遍出现，从而增加了城市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从高耸的佛塔到高人的楼阁、雄伟的宫殿，直至低矮的平房，出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形成了城市天际线。
    说完皇城，我再向皇上推荐李应为皇城禁军统领。赵佶问道：“此人是否可靠？”
    鹅答道：“末将如今做了陛下女婿，陛下还怕我选的人不放心？”
    赵佶笑道：“我只信任你，此人则不熟悉，既是你信任之将，便任命他为皇城禁军统领吧，直接听朕旨意，不再由太尉府管辖。”
    于是，派侍卫连夜召回李应、杜兴、燕青、蔡庆，任命李应为皇城禁军统领、杜兴为皇城禁军副统领，调任蔡庆接替杜兴为军械司总管事，调任燕青为殿前司选拔的一千名禁军高手统领，直接听从我的调令。叫他们即日起，及早交接手续，隐藏“梁山反贼”身份，以免再受人怀疑陷害。
    李应、杜兴、燕青、蔡庆等人调整到位，叫他们次日各赴新岗位上任，我则亲领李应、杜兴并二三十名梁山老兵，入宫见驾。在宫门口，叫杜兴领了二三十名梁山军校候着，只带李应一人入宫。古代帝王非常重视面相，而李应外貌特征是：“鹘眼鹰睛头似虎，燕颔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结英豪。爱骑雪白马，喜着绛红袍。”啥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双明快灵活的眼睛，有着鹰一般锐利的光芒。一副王侯将相的面相，粗壮的手臂和有力的腰身，无不显示出他的高大威武，他豪迈的姿态让众人为之倾倒。再经我介绍，李应手中银枪迅猛如电，五把飞刀百步穿杨，性格刚烈，说一不二，无人敢去冒犯他的尊严。皇上对李应的第一印象很好。第一印象很好之后，立即掏出一块金牌，叫他以后持此金牌，可随时出入宫门见驾。拿了金牌，领了圣旨，我出来再带上李应、杜兴等人，到皇城禁军军营宣旨上任。告诫二人，宋辽之战就在当下，要加强练兵，谨守皇城，再从殿前司拨付一应床弩、神臂弩，以加强皇城禁军防卫力量。并暗中叮咛李应，派出梁山心腹随时盯着宿卫禁军动向，不可麻痹大意，误了大事。李应、杜兴并二三十名梁山老兵领命而去。
    下衙后，我又写了个在全国开展丈量登记土地的折子，交九公主转呈皇后娘娘。依然是另写了几句话，告诫老丈人赵佶先生：这奏折可以是皇城司秘奏，也可以是皇上苦思冥想的结果，但不能赖在我李逵的头上。必须和我撇清关系，否则，和宿太师没法交代。
    为什么在繁荣的宋朝要上这个折子？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朝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
    在农业上，苏州在宋太宗雍熙（公元984年-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而在宋徽宗宣和（公元1119年-1125年）年间，苏州出税之田2,400,000亩。10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7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开渠疏浚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从而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也仅有32万贯。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
    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那么，在此极端繁荣时代为何要重新丈量土地？这是因为土地兼并是社会矛盾加剧、出现农民起义的重要导火索。宋朝时期，土地作为商品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小农经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土地成为了最为主要的生存资料。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土地来说都是严加控制的，以防止天下的土地被统治者所控制。在唐宋变革时期，土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宋代之前，国家对于土地采用的就是授田的方式，就是国家将土地发放出去，王朝拥有所有权，而臣民则拥有使用权。到了唐宋变革时期，土地逐渐成为私有。宋代商品经济的快速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人们的私有观念逐渐加强，国家为了保护财富，开始对其进行法律维护，而土地作为一种商品，自然受到了法律保护。此后宋代的不抑兼并之策，使得土地成为了自由买卖的商品，大量的富人掌握了土地，而那些贫民则是成为富人的佃户，这种田主和佃户就形成了租佃契约关系。于是，授田制度瓦解。
    宋代是没有田制的朝代。但是这种没有田制的朝代，并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了土地制度，这种不宜兼并也是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运行的。宋代为了能够迅速恢复唐末战乱的繁荣，于是，开始鼓励百姓们开垦荒田，对于开垦荒田的人拥有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在宋初，这种开垦荒田的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这也是当初恢复生产力的必要方法。同时，大量的荒田开垦出来，并不能迅速地提高收益，于是，不少的官僚豪族们开始兼并土地，特别是在宋初的功臣武将，赵匡胤为了释兵权，给予他们大量的土地。
    国家为了保护土地的私有权利，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对于土地的继承、买卖都有了详细的规定。如果土地没有明确的继承人，那么，就会收归国有。宋代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土地兼并加剧和土地的买卖。但是，当时土地的买卖并不是无限制的买卖的，反而是一种条件下的买卖。宋代的农民不仅够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开垦的土地也是受到了限制，而在法律上，农民则是可以允许自由流动的，并不仅仅束缚在土地之上。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但是，发展到宋徽宗时代，隐瞒土地和土地兼并已经愈演愈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必将影响国家的未来，而土地是国家和人民的根基，没有了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所以，我认为，国家收入之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之根本在于土地。如果把土地的问题解决不了，改革财政纯属无稽之谈。我清楚认识到重新清丈土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丈量田地是天下大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
    在我的提议下，丈量田地就提上了国家大事的议程。梁太尉和宿太师等不知哪位高人在皇上后面献策，但觉得丈量土地很有必要，于是，支持皇上改革。清丈令颁布以后，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必须严格执行，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为了表示清丈的决心，皇上赵佶带头清丈自己皇族的所有田地，以此来保证清丈运动的决心和顺利进行。也许绝大多数皇族不高兴，但经过前时房租涨价案的打击，皇亲国戚再不敢抵触，害怕在清丈过程中违反规定，会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罚，所以，一年后，丈量土地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首先，大量被隐瞒的田地在清丈中被查出。通过此次清丈，在全国共查出隐瞒一百多万倾田地。清丈运动沉重的打击了豪强地主阶级，抑制了严重的土地兼并行为，他们上缴更多的赋税，承担更多的责任，把农民身上的课税负担转嫁到地主阶级身上去，一来使得农民的压力减轻，二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国家和人民的压力。其次，通过丈量田地改变各地赋税不均匀的现象，使得田地有定数，赋税有定额。比如京城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的田地在清丈之前，隐匿数量达到二万三千五百亩，从未上缴粮税。清丈之后，地有定数，税有定额，那些无田地而交粮税的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再次，明确了统一的丈量口径。在此之前，田地的丈量口径不一，相差悬殊。改革后，使用统一的口径进行清丈，为了便于丈量和计算统计，一律都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把官田和民田统一起来，不分肥沃贫瘠，一律征收同样的粮税。在这之前，官田课税较重，民田课税较轻，但是豪强富吏多占民田。官田民田统一之后，把所有的田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进行征收，是对赋税制度的重大精简。最后，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重新普查了户口，使国家人口数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本次只是清丈土地，按田亩纳税，而不是抑制土地兼并，所以，清丈阻力并不是很大。《宋史》也记载“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予所挟田三之一。”啥意思？就是表明宋代较之唐代，并没有扭转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案例中不少官僚主张抑制兼并，但是，宋廷高层以为全国商业发达，不怕人民无饭可吃，都强调的是需要抑制“非法的兼并”，而对于“合法的兼并”持默认态度。当然，清丈土地，按田亩纳税也是一个进步。抑制土地兼并等时机成熟了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