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古代的舆论表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击鼓鸣冤。主要是民众就涉及自身具体的事件向各级官吏进行表达。二是，民歌民谣。主要是民众就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意见。

    三是，臣子谏诤。官方自身的监督和纠错制度。四是，乡校清议。《子产不毁乡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得失，属于非官方的批评。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

    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一般情况下）正如《红楼梦》“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那样，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

    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

    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举个例子：《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

    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问他的儿子：“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

    这种无形的力量，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顾炎武《日知录，清议》：“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彼此吹捧的现象，又当别论。）

    真正使“清议”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出现的两次“党锢”事件。当时的昏君上梁不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间相互倾轧，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正直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同时，政以贿成，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激扬名声，非议朝政，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演变成为党人之议。当权派组织反扑，将在职的大臣销职，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销职的大臣周围，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野党。

    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继续入世，二是选择遁世，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谈玄开了先河。因此，我感觉汉末的清议分成几种形态：一是，品评人物，传统形态。到晋代逐渐从汉代的品评人内在德操，（如许劭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变为注重人的外在风神（如说某人风神俊朗等等）。

    二是，评价朝政，党争形态。到晋代高压状态下，基本绝迹。三是，清谈务虚，遁世形态。到晋代出现竹林七贤，到东晋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务的普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