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多次在诗中抱怨自己未能穿上绯色朝服。
    有一次，他写诗给京兆少尹元宗简说：“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着绯衫。南宫起请无消息，朝散何时得入衔？”诗句虽然有些自嘲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了白居易思想中功利的一面。
    白居易是幸运的。
    人的好运气要来的时候，谁也挡不住。
    新年到了，穆宗宣布改元长庆，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有封赏，白居易被授予朝散大夫、上柱国。朝散大夫是五品散官，白居易终于可以穿上他念念不忘的“绯衫”了。
    上柱国是最高级别的勋官，虽然当时有授勋过滥的嫌疑，但有总比没有好。
    白居易的妻子杨氏也得以夫荣妻贵，被授予弘农郡君的封号。
    白居易还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赏钱，刚过完年，白居易就在长安买房了。这套房子位于长安朱雀门大街东第五街新昌坊。
    地段有点偏，而且房子似乎也不大，白居易在诗中说：“阶墀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不过白居易已经很满足：“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这毕竟比以前的租房生活好得多了。
    好事还在后头。就在白居易买了新房子的半年多之后，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仍知制诰。
    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相对而言品级也不算特别高，白居易在贬谪江州之前任太子赞善大夫就是正五品官，但中书舍人权力极重，则是赞善大夫无法比拟的。
    按唐朝的三省体制，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副长官是中书侍郎、中层是中书舍人，三个层级构成中书省运作的基本框架。但到中唐以后，中书令一般空缺不置，中书侍郎则兼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不在中书省办公，因此中书舍人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其职能是接收尚书六部的奏议，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上报宰相，在整个政务运作的流程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
    在中书省的办公地点，单独设有“舍人院”作为中书舍人的办公室，以便将中书舍人与省内其他职员区分开来，可见其地位之与众不同。
    中书舍人除了政务决策外，往往还充任皇帝的使者，出外宣布敕旨、审理刑狱，因此《通典》称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
    中书省一般设六名中书舍人，在唐朝后期，六名中书舍人有“分押六曹”和“五花判事”两种分工模式。
    “分押六曹”是每一名中书舍人分别对应且独立地负责尚书六部中的一部，对其负责的部门提出的奏议自行提出意见后上报宰相；
    “五花判事”则是在分押的基础上，一名中书舍人对自己负责的部门的奏议提出意见后，还要附上其他五名舍人的意见，才能报宰相裁决。
    简单地说，“分押六曹”是独任制，“五花判事”是合议制。
    显然，实行“五花判事”后，中书舍人的权力被其他五名同僚分散牵制，有所削弱，但其基础性地位并没有改变。
    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兼知制诰，可以说是既有建议提案的权力，又有审议决策的权力，地位尤为隆重。
    白居易在朝廷执掌重权，但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得意忘形。
    白居易在《西掖早秋直夜书意（自此后中书舍人时作）》诗中这样说：
    “凉风起禁掖，新月生宫沼。
    夜半秋暗来，万年枝袅袅。
    炎凉递时节，钟鼓交昏晓。
    遇圣惜年衰，报恩愁力小。
    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
    冠盖栖野云，稻粱养山鸟。
    量能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
    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白居易明白，人要有知足之心，才会摆脱烦恼——做官做到五品官，不为下贱。人活到五十而死，不为夭折。若没有知足之心，那必将是贪得无厌，永无止息。
    白居易这次回朝任职，可谓官运通达，顺风顺水，坐到了位高权重的地位。可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上次贬谪促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隐逸、以官位为“杀身地”的仕途险恶的内心确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早在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前，元稹就因为得罪宦官而被贬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后，他和白居易一起回到长安，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此时白居易也在中书省知制诰，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所任的主客郎中同属礼部，两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门，两个情投意合的故友，又象往常一样，每日清晨入图早朝。退朝以后，他们又同到曲江边饮酒赋诗。
    这本来是极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过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样血气方刚，痛恨扰乱朝政的宦官，因为得罪宦官，数次遭到贬谪，甚至被宦官殴打致伤。后来，元稹被贬到江陵府任士曹参军，江陵即今湖北荆州，时为荆南节度使驻地，当时荆南节度的监军宦官是崔潭峻。
    这是一个改变了元稹的命运和世界观的人。元稹长期与宦官为敌，本以为到了江陵必会受到监军的各种刁难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却没有这么做。崔潭峻属于宦官集团中比较开明的一派，其个人喜爱诗文，非常风雅，对诗才横溢的元稹非常欣赏，因而不但没有任何责难，反而多有关照。
    开始元稹还有些警惕，后来发现崔潭峻确实对他不错，他的想法逐渐改观了，再加上此前的经验，他发现跟宦官作对还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还有些机会，既然当官就要当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果然，在穆宗即位后，崔潭峻回到内廷，升任宦官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左枢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调动到尚书省任膳部员外郎。接着，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连昌宫词》拿给穆宗看，穆宗十分喜爱，崔潭峻乘机把元稹召进宫来，让他和穆宗当面一谈。
    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谈甚欢，穆宗当天即提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学士，即首席学士、翰林院的长官，，进入朝廷权力中枢。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谈不来了，至少在关于宦官专权的话题上，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起当时看来不算重大，但事后看来却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即进士复试案。
    白居易和元稹因为这个事件，关系极度紧张，几乎到了绝交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