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今中外，偶像之于崇拜者，都是带着光环的。初唐四杰也是如此。
    初唐四杰太有名了，以至于派出遣唐使学习大唐文化的日本念念不忘，在现代整出了一个“f4”组合，日本漫画家神尾叶子的着名漫画《花样男子》中的四位大集团继承人──道明寺司、花泽类、西门总二郎、美作玲，通称“f4”（即flower 4、花之四人组）。
    后来，中国台湾出了个男子偶像组合也叫“f4”，由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吴建豪四名成员组成。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初唐四杰的排名在当时却已有定论。《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文苑上》：“（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可以看出，当时舆论都认为排名依次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事实上也非常公允，从流传至今的四人的诗词歌赋来看，确实应以王勃为首。
    然而，在《旧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文苑上》紧随其后，有一句“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意思是当排名传到杨炯耳中时，杨炯认为自己排在卢照邻前面有点惭愧，然而排在王勃后面则感到羞耻。而议论的人也同意杨炯说法，这和前面“海内公论”有出入。
    杨炯（650年－693年），字令明，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常山郡公杨初曾孙，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
    为何杨炯会说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这样的话？
    其实，四人的生卒年月给出了答案。
    骆宾王最大，生于628年；其次卢照邻，生于634年；然后杨炯和王勃大致同岁，生于649年左右。因而闻一多先生的考据部分为真，那就是卢骆属于同辈人，王杨属于同辈人，前者是后者的前辈。
    古人讲究长幼有序，也就是“序齿”。以年龄长幼排名，应为骆宾王、卢照邻、杨炯、王勃，可是当时评论排名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杨炯认为自己年龄小，排在卢照邻前面，确实有愧不敢当的意思；为何“不愧”排在骆宾王之前？因为卢照邻比骆宾王还小，自己说了愧在卢前，自然是连骆一起。当然这不是说的文采，而是年龄。对杨炯的话，宰相张说曾有评价说：“‘愧在卢前’，谦也。”
    这可能是“愧在卢前”的正因，那么“耻居王后”呢？
    人人都有争强好胜之心。杨炯因为和王勃同龄，排在王勃后面，自然心有不甘，于是说“耻居王后”，也是有点羞愧的意思，并非耻辱之意。张说也有评价：“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知耻而后勇，这也是杨炯的自我激励。
    人人都爱看热闹，看热闹不怕事大。其实，杨炯和王勃是好友。杨炯此语话，更可能是两个人闹着玩的。也许是某个酒局之后，两个人都说了醉话。
    总章元年（668年），王勃在沛王府供职，与杨炯结识。秋天，两人一块儿登高抒怀。王勃深深佩服杨炯的才学，在离别之时评价道：
    “杨学士天璞自然，地灵无对。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艾，受乾坤之两卦。论其器宇，沧海添江汉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积烟霞之气，瓷神之外，犹是卿云，陶铸之余，尚同秘阮。接光仪于促席，直观明月生天；响词辩于中筵，但觉清风满堂。”
    而王勃死后，杨炯将其遗文遗诗收集起来，汇编成卷，并亲为作序：“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君之所注，见光前古……嗟乎促龄，材气未尽，殁而不朽，君子贵焉！”
    可见，两人还是互相欣赏的。
    （二）
    王、杨、卢、骆四人以文章着称于时，慢慢地影响越来越大。据《唐诗记事》载，吏部侍郎李敬玄对他们颇为欣赏，推荐给典选大员裴行俭。
    裴老先生略一沉思，便给四人预测前程，语出惊人。大意是，才名是有的，但官爵福禄很少。
    原因是什么呢？裴老先生以为，这几个人性情浮躁，喜出风头，怎能安享爵禄？不过，他倒是对杨炯格外垂青一些，说“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一面之交，三言两语，就说定了四个人的终生？
    这位精于阴阳、算术的裴行俭先生还真有这本事。自执掌吏部，他先后向朝廷荐举了若干官员，都很准。
    有一个例子，当时苏味道和王勮还不知名，在调选之时，裴先生一见，“深礼异之”，还说了一番违背“组织原则”的话，大意是，我晚年膝下有一子，担心不能对他的成长有所帮助，据老夫观察，你们两位十多年后便会出人头地，希望把我的小儿子裴息托付给你们，将来请记得多多关照啊。
    后来，两人果然都做了大官，苏味道还做了宰相，位极人臣。
    于人未飞黄腾达之时，先下预言，裴先生可谓相面有术，看人很准，识人之道可谓出神入化。
    对于初唐四杰，裴先生的话此后果然不幸言中：四杰之中的三个，真的没有好结局。
    王勃早年历经人命案，二十几岁便溺水早逝；卢照邻一病十数载，最后投水自尽；骆宾王随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生死不明。只有杨炯倒是真的做了县令，直至最后病死任上。
    都说性格即命运。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
    “朝官怎么像麒麟楦呢？”别人问他。
    “他们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杨炯回答觉。
    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也为他后来仕途的不如意埋下伏笔。
    （三）
    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身世比起来，杨炯的生活似乎要相对平静得多。就像一株兰花，暗香浮动，孤芳自赏。
    杨炯与王勃同龄，也同样聪明，小小的年纪就考上了神童举。后来又考中进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年仅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并于第二年进入弘文馆，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神童，风头一时无两。
    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翻阅有唐一代所有数得上名的诗人，也无人能出杨炯之右。
    也许是超出常人太多的缘故，偌大的唐帝国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官职来对待这位神童；而对于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杨炯来说，入朝为官也太过遥远。
    于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起，到上元三年（676年）之间的十六年里，杨炯一直守着“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馆赋闲了十六年。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为东宫太子服务期间，杨炯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作品，声名响于当世。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
    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庭菊赋》有言：“和其光，同其尘，应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气上腾，风萧萧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当此时也。弱其志，强其骨，独岁寒而晚登。”
    “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岁如何其岁已秋，丛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怅容与而淹留。岁如何其岁将逝，丛菊芳兮庭之际，君子至止，聊从容以卒岁。”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
    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杨炯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四）
    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
    杨炯有感而发，作《从军行》，记载了这个历史。诗中表达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场而心生的遗憾，还有渴慕功业的雄心壮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整首诗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写出了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杨炯的艺术功力。
    首先，杨炯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一概略去不写。
    然后，杨炯采取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这种跳跃十分自然，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
    杨炯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
    杨炯也不例外。除了《从军行》，他的《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御沟一相送，征马屡盘桓。言笑方无日，离忧独未宽。举杯聊劝酒，破涕暂为欢。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
    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
    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这是诗人在某个夜晚送别友人赵纵去赵州而作的。赵纵是赵地的赵姓人，诗人为他送别，很自然地联想到天下尽人皆知的战国时赵惠文王那块和氏璧的故事。
    战国时，赵国得到一块叫和氏璧的美玉，秦王知道后，要用十五座城池交换，故称连城璧。此处用赵氏喻指赵纵，连城璧喻指其才华。
    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
    这就是他对唐诗的重大贡献之一。杨炯现存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五）
    人生往往如此，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倒霉的事情就会如霜陡降，如雪骤下。如果国家有大变故，个人更是要倒霉。
    就在杨炯成为太子詹事司直后的第二年，大唐送别了宽仁的君主唐高宗李治，时任太子的李显虽然得以顺利继位，但仅仅是55天后就被强势的母亲武则天罢黜皇位，贬出长安。
    突然而来的变故让原本对仕途充满信心的杨炯再度坠入深渊，但等待他的打击还远没有结束。随着李显被废，武则天彻底掌控政权，大唐的政治斗争到达了进入了空前的白热化阶段，那场让骆宾王写出旷世奇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保卫李氏皇权的运动开始了。
    武氏采取的手法也很简单，迎头击打，不使扩展。
    扬州兵团的临时策划十分仓促，历时数月，旋即宣告兵败。这时，武则天便腾出手来，开始系统清理威胁新皇权的力量。
    举国清查，查到杨炯头上了。杨炯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于是杨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堂弟在扬州犯事了，堂兄也有责任！
    好在武则天大概知道杨炯这个年轻人的才名，又没什么前科，抬抬笔就过去了。杨炯虽然没有了杀头之虞，但也是被贬离京城。
    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搁下笔来，放下经典，摇摇晃晃惊悸莫名，杨炯就这样与京城挥手作别。有些朋友，甚至不敢招呼，不敢来送行。
    途中景色甚是迷人，途经三峡时，杨炯还作了好几首诗。虽然文章还是气势如虹，精美华章，可是杨炯的心里，却怎么也不是滋味：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
    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他怎么能够快乐起来呢？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间接的政治牵连，莫名失官，其心境可想而知。幸好他平日不事张扬，否则还不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武后临朝的多事之秋，杨炯的沉默，为自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事端。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
    杨炯赴盈川令时，太子校书张说赠有《赠别杨盈川箴》：“杳杳深谷，森森乔木。天与之才，或鲜其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兹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嘱咐杨炯为官之道。
    盈川，原名白石。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于刑溪（今衢县云溪）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因山路狭隘，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县治仍称“白石”。
    杨炯到任后，见此处地薄人稀，百姓困苦，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为了表达这个意愿，他取刑溪之“刑”为“盈”，视地理于云溪、衢江会合处得“川”，意在使这川流之处，稻香长川，谷盈千仓，百姓富裕，即改“白石”县名为“盈川”，呈报朝廷批准。
    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28都（行政村）68庄（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深得百姓拥戴。卒于任上后，被称为“杨盈川”。
    如今，衢州市盈川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内有杨炯塑像，杨公祠内旧有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说明当地百姓，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贤令”来奉祠的。
    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
    （未完待续，随时修改完善）